我们上学，我们应试：周考期考年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周而复始。经历了九九八十一考的我们于是不但多少读了些书，尤其培养了应试专长。只要是在学校里长大的，谁还不长于此道？
1945年春天。在接连被两所中学开除、去一家银行学徒四年之后，我在成都遭遇一场英语面试。考我的人非别，是西南一带鼎鼎大名的加拿大传教士文幼章。早就听说他一口四川话，不比任何四川人差，不像我开口就贵州腔。但那天在考场见面，他却满口英语，一连串的问话。幸而，通名道姓之后，他问了我一个我答得上的问题：自行车坏了，你怎么办？我当然知道该怎么办。还没有毕业高中，我却已学会应试，那就是抓住这个题目一个劲不停地说下去。抓住题目，表明听懂了他的话。不停地说下去，除了表现能说，尤其是为了挤占口试时间，不让考官有多少工夫提出答不出乃至听不懂的问题。文幼章先生听我乱扯一通，微微一笑，我就算通过了。
所以我知道考试有时靠运气———刚好问到你能答的事情，有时还靠顺杆爬。虽然，爬也有条件：如果连自行车坏了怎么办都说不清楚，就算碰上了方便的杆你又怎么爬？由于诸如此类的经验而明白了这一点，35年后所在单位研究进人，我坚持临时命题，测验汉译英能力。可以用字典（我们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包括本族语专家在内，工作时从来都是字典不离手的），小疵大体不计，主要看英语有没有个架子。其后的多次实践反复证明，考进来的未必都成，但不考而靠介绍进来的，包括简历上列出若干译著者却大都不成。这后一条有单位的、我的以及有关同事本人的长年烦恼为证。所考的就是今后要用的，我认为这是考试的不二法门。
从80年代起，应试之学愈来愈加博大精深而且泛滥。高考不提了，书店里满坑满谷的升学指导，看一眼就够之足矣。我这里特别要说的是托“福”和鸡阿姨。我批评过托福考试，怀疑中国的英语教学之接受它的影响，不知是托了福呢，还是托了祸，不赘。有趣的是后来却偶然听说，专为培训应试托福的一所著名学校课堂上，一位教师却强调背诵课文的重要性，并且举出中国学生的泰西轶事为证：该生课外作业的英语如此地道，美国教授不禁怀疑他是否请人捉刀。学生说无此必要：他早就背熟了全套《新概念英语》，借以大致培养了书面表达能力，接着就当面背诵了教授指定的任何篇章而令教授叹服。把书倒背如流大约算不得唯一的治学之道，但总是一种基本功罢，特别是外语以及本族语的、又尤其是书面语的学习。而以培训应试能力为专业的教员竟然懂得而且宣讲不单单是必须明白如何应对，而且须有东西可资应对，确实难得。士各有志，难得的是在从业谋生的同时不忘职业道德，斯之谓社会的良知。
无需乎面临知识经济、信息时代，任何制度的国家都需要选拔管理人员，任何性质的社会都需要培养人才，否则难免在某个层面上的除名之虞，下场恐怕比我当年被学校开除还糟。然则什么人可资使用？什么人可资培养、然后可资使用？拿什么标准、用什么方法决定弃取？“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而以门第取人之弊病百出，则前有隋唐之前的九品中正制（所谓“寒门无上品”）、后有文革后期的社队推荐制（所谓“比爹”）为证。近日更有湖南隆回一中保送舞弊案，报章纷传。两位记者的专电述及的若干细节，触目惊心：
（某）学校10多个保送名额，早在半年前就被有权有势的家长开后门了。
前几年，市领导的儿子就是因此而被保送的。
一中今年共保送了23名学生，其中只有两名是经学校审查推荐的。
（某家长）为了女儿保送上大学，先后送礼数千元。但还是没“保送”成功。后来一打听，原来有人送了几万元。
一些高校招收保送生，收取高额赞助费3万至5万元，已是公开的秘密。
刊登以上不幸消息时，《文汇报》（2000／8／21）用一个问题作为标题：“保送生谁说了算？”答案是明确的：权说了算，钱说了算；亦即两位记者的结论：“如此一来，保送真的成了有权有钱者的特权。”这就难怪“许多家长和学生说：‘我们强烈要求取消保送生制度’”；“此制度无论对学校还是对学生都没有好处。”
在我看来，“此制度无论对学校还是对学生都没有好处，”这话嫌轻了；而尤其必须指出的是，这于国家于社会简直是一场灾难，因为这已经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一个民族之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竟然听任权钱优胜，就不担心一旦如愿以偿、进入WTO而遭遇国际竞争之际因劣而汰么？
那么，考试就那么完美无缺，足以防止任何的权钱交易、上下其手么？就能够避免投机和偶然么，当然不是。但就整体而论，总不至于恶劣到这般地步。年年高考，考生和家长年年备受熬煎，反映为舆论的连年批评。但一旦劈头碰上了保送，大多数人还是宁可选择考试；“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什么？因为是相对比较公平的竞争，有机会奋力一搏而无需“比爹”。20多年前文革结束，小平同志何以一旦复出便立即恢复高考？可怜莘莘学子心和天下父母心、以及尤其是民族的命运，他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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